最后一次是1966年初，我又随丹东考察团去大庆油田参观学习，这是我第二次到大庆学习考察。王铁人已是钻井大队大队长。他听说我来了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专门到招待所来看我，还特意把我请到家里去认认门儿。那时候，他家住的是土房，你们大庆叫‘干打垒’。他的家非常简朴，睡的是火炕，取暖是烧火墙。”

    我问：“有没有和王进喜在一起时最难忘的事？”

    老人说：“要说难忘的事，就是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了，十几天的会议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总碰头儿，一休息就在一起聊天。当时开会是以省为单位座的，一个省一大竖排，按姓氏笔画排序，笔画少的坐前排，笔画多的坐后面。王进喜是大会主席团成员，坐在主席台上领导人的身后。因为‘韩’字笔画多，我在辽宁代表团里坐在靠后。有一次休息，我和王进喜开玩笑说：‘老劳模，厉害啊，你坐的地方挺好呀，离领导那么近，看领导看得清楚。我姓氏笔画多，坐在后面，我都看不清楚领导。’王进喜笑呵呵地说：‘你真想看呀？’我说：‘是，我真想看。’王进喜说：‘那有啥难的，我给你找个人换换，轮流坐一坐，让你也看看领导。’我说：‘那你就给我找个呗。’王进喜说：‘行，找个姓丁的或姓于的和你换换。’我当时还以为王进喜是开玩笑，没想到他马上行动起来。他领着我找到了一位大庆的同志，这位同志可能是坐在第五排，王进喜就让这位同志和我换了下座位。就这样，我在前面坐了一下午，圆了我‘看清领导’的梦。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是否违反了纪律，但当时我是真开心呀......”老人爽朗直率的笑声一直穿插在整个采访过程中。

     这时，韩秀芬老人突然问我们：“我说话的声音是不是很大呀？”我们说：“您那是中气十足，健康的表现。”她不以为然乐呵呵地说：“不是，我这是职业病。我在丝绸厂当织绸工时，别人看两台机，我就看四台机，别人看四台机，我就看六台机。机器噪声很大，工人之间说话听不清，就得大点声。所以我就养成了大声说话的毛病。”我们为老人的敬业和实干精神所感动！
     老人继续说：“再一个难忘的就是我和王进喜同桌参加过两次国宴。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，国宴的饭菜在我的记忆中特别好吃。不怕你们笑话，第一次参加国宴的时候我都没吃饱，因为宴会上周总理讲话大家没敢动筷子。总理讲完话后开始一个桌一个桌地敬酒，大家都激动得只顾张望，就忘记吃饭了，结果到散席我们几乎都没怎么动筷子。第二次国宴的时候我又和王铁人坐在一张桌子上，而且是相邻而坐。国宴刚一开始，王铁人就幽默地说：‘快吃，快吃！你不吃等领导讲完话，就散席了，就吃不饱了！’说罢，他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。”老人说着激动起来，急忙扭身擦了擦湿润的眼睛。